雕虫诗话 民国 刘衍文
●自序
诗话者，论诗用笔记体以出之者也。其名称滥觞於宋欧阳公《六一诗话》，同时而起者，有司马温公《续诗话》、刘贡父《中山诗话》。其后流风所扇，大振芳尘，如明之李西涯、清之王渔洋，本以诗为一代宗工，出其心得，自足凌驾一代；而章实斋先生则曰：“诗品、文心，专门著述，自非学富才优，为之不易，故降而为诗话。”又谓好名之习作诗话，以党同伐异，或用为标榜声气之具，或作为宛转逢迎之术，探抉其病，固亦尽之矣。然诗话之佳处，亦有未可厚非者，敬申一得之愚，以就正於君子：
一曰取其便利也：欲著专书，剪裁去舍，煞费经营，非兀兀穷年，难为体统；诗话则不然，兴之所至固可书，偶然拾得亦可记，信笔推阐，不限体统，不已善乎？且此非畏难趋易也。驰鹜衣食之徒，奔走风尘之客，设无闲适工夫，埋头著述，虽怀提要钩玄之志，而苦无繁征博引之暇，退而撰为诗话，亦势使之然也。
二曰罗其琐细也：刘彦和有云：“富於万言，贫於一字。”吾人但知著百卷巨书，如《通考》、《通志》，体例编排不易，即一篇之文，一首之诗，亦各有其人不易知之谋篇布局。不特此也，一句之得，或能如石蕴玉而山辉；一字之失，或竟使璧微瑕而价损。此等一鳞半爪，倘丽之他篇，则成累赘；欲取而成章，则苦支离；若弃而弗留，又安忍任其泯威。此情此理，亦唯诗话可兼收并畜之也。
三曰用为资料也。欲作专文，常苦证少，因累及理之脊贫，有妨文之醇肆。参稽资料，有赖平居搜辑，方能取用便宜。见而不记，久易忘心。此韩非内外储说之所由作也。苏东坡诗云：“作诗火急追亡逋，清景一失后难摹。”谈艺言谛，亦犹是也。且记之於册，兼可练笔抒心，非仅与清词丽句为邻也。
审是诗话，亦笔记之专门流派也。实斋以与随园有隙，措辞不免意气，涉於偏颇，见《文史通义》中《诗话》、《书坊刻诗话》、《论文辨伪》、《与吴胥石》等篇。不可不辨也。且余今偏欲借暇而习作诗话，故敢妄起而一伸其冤词焉。且衍文才学本陋，四六通之文，未敢自许，岂得以乱言著述！特借他人杯酒，一浇胸中鬼垒而已。名曰“雕虫”者，盖扬子云有言：“雕虫刻篆，壮夫不为。”处此浊世，悲愤交集。虽年事尚少，未敢自衰，而风雨摧春，秋思早透，则其非壮夫也亦可知矣。
民国三十五年暮秋龙游刘衍文序於浙江省通志馆。
●卷一
余自幼好读诗，贪多而感触亦多，多欲言而未能已者。自信有偏嗜而无偏执。来浙江省通志馆后，初唯向馆长余越园（绍宋）师请益，后又多与编纂宋墨庵（慈抱）研谈。越公以衍文诗文皆不善作，作亦徒费力，而独称许评论诗文有只眼，尝以力超刘彦和、章实斋为勉。顾与越公论诗于古虽合，于唐宋已稍有离，于明清则异趋殊多，致断断争辩，幸不以为忤也。墨庵先生则于拙文《驳章实斋论文辨伪》极为激赏，又以拙诗多新意，尝为点窜多处，心甚感之。
“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。”不读《诗经》，不知诗有繁富之源汇。顾仅诵《诗经》，仍不能写好诗也。或曰：《诗经》之作者，又何尝读诗，何以能写好诗也？曰：时不同也。巢树穴居，弓刀御敌，天造草昧，谁曰不宜；今欲守兹古拙，以有机械必有机心立说，宁不虑灾及其身耶，故艺之渐趋于巧，亦必然之势也。王船山等以《诗经》为后之诗人所不可及，实为过于尊经之说，未可信从也。
然《诗经》实为四言诗之极诣。后有作者，纵陶元亮亦未能及之。但苦文繁意少。就成熟而言，其诗虽具社会性与地方性，而无我之个性在焉。故《诗经》虽为源汇，而不能不有待于进化矣。
汉人创而为五言，一字之增，沾溉后世，迄今未废。四言之典则，乃归统于文。五言之纯朴，《古诗十九首》乃其极诣也。王世懋谓此乃五言之《诗经》，陆时雍《古诗镜》称之为“诗母”，然皆古之有心人为之也，故哀怨忧伤，而不失沉郁之味，此其所以难到也欤？
建安风骨，世重曹刘。谢灵运言子建有八斗才，世亦目为“绣虎”。以文章而论，固独步当时，而为诗实多疵累。刘彦和于《才略》篇谓“文帝以位尊减才，陈思以势窘益价”，锺嵘乃列曹植为上品，曹丕为中品，曹操为下品。而陆时雍则于子建有微词，而独美子桓，以其为“优柔和美，读之齿犹余芬，质如美媛，顾盼生姿”。王船山则更变本加厉，狠斥子建，称美子桓，以两人实有仙凡之隔。后毛先舒亦以“子桓风流猗靡，如合德新妆，不作妖丽，而自然荡目”云。而区区则生性粗率，故赏心所至，反在一世之奸雄。诵其诗，足以荡气回肠，一销胸臆之郁勃肮脏也。板桥道人《与江宾谷、江禹九书》谓“曹之丕植，萧之统绎，皆有公子秀才气，小乘也。老瞒《短歌行》、萧衍《河中之水歌》，勃勃有英气，大乘也”云云，则得吾心之同然矣。
后人于陈思，都颇推重其《野田黄雀行》。虽系有感而发，而设想未尽合情合理。尤以结句“飞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