摩苍天，来下谢少年”二语，则子非雀，安知雀之心战！梅圣俞谓诗有内外意，外意欲尽其象，内意欲尽其情。而此诗若捆加推敲，则两皆失之矣。
建安风骨，气体独尊，学之易粗。下逮晋宋，词多风韵。就发展而论，则题材已趋向多样性，诗家之个性化亦已完成。然学之易弱，而与平和之音，不得淆混也。
《诗品》言陆海潘江。又言陆机为晋代之英。《文中子事君篇》谓“荀悦，史乎史乎，陆机，文乎文乎”，《晋阳秋》引张植语，谓“二陆乃今之诗伯”。近人章太炎亦谓晋代以陆机为最妙。而严沧浪则又以陆“独在诸公之下”，褒贬俱失其平，善乎《古诗镜》之论曰：“陆深而芜，潘浅而净。”则实获我心，盖于“才患太多”能转进一解也。
古诗文都自创自成，恒具性灵。东汉之辞赋杂文，甚且子部专著，悉多模仿。子云最称大家，时人虽有覆瓿之诮，而若疾虚妄之王仲任，亦称美之而无贬辞，而无有苏子瞻“以艰深文其浅陋”之斥也。细按其著，实乃巧用前人间架，任我施为，深具匠心，未可以迹取也。而诗之拟古而得者，则迟至晋陆士衡为有成，汉无有也。
《诗品》引汤惠休曰：“谢（灵运）诗如芙蓉出水，颜（延之）如错采镂金。颜终身病之。”后宋人亦以“至宝丹”讥王岐公（禹玉）诗。顾百宝流苏，用以装点门面，亦殊不易也。此吾论诗之所以有取乎温、李、西昆，亦好吴梅村、陈碧城，近亦善樊樊山、易实甫，虽知此非诗之极诣，而相题行事，涉及儿女私情者，舍乎此，岂尚有过之者哉！谢客之诗，其十世孙僧皎然称颂尤高，严沧浪亦谓其诗“无一篇不佳”。王船山《古诗评选》卷五更言“自有五言，未有康乐；既有康乐，更无五言”。似比李于鳞“唐无五言古诗”之语尤为偏激。然细按其诗，多有矫揉，且欠洁净者，谓之芙蓉出水，尚难契合也。
陶谢合称。初看则谢较令人注目，静观则陶最耐人寻味。《诗品》不重陶，杜老初亦不重陶，何大复且以“诗弱于陶”，是固于一时之诗风有关，实亦乃浏览之粗略所致。东坡“外枯而中膏，似澹而实美”之评，细审而后得者也；放翁“学诗当学陶”之语，晚而后悟者也。然皆已无及矣。盖彦和《体性》篇云：“夫才有天资，学慎始习，新梓染丝，功在初化，器成彩定，难可翻移。”诚不刊之论。故东坡和陶诗，人谓全然不类；放翁初时“但欲工藻绘”，继乃“诗慕雄浑苦未成”。再欲改絃，岂可得乎。故越园师谓余诗文无有可观，亦缘笔势已定，无可转移。窃思少小习帖，教师皆命临柳公权书，长而悔悟，然已难去此框架矣。诗文入手后之难于通变，毋乃类是乎！
越园师《论诗绝句》有云：“唐音宋理元丰致，下逮明清格遂卑。赖有亭林作砥柱，平生不作等闲诗。”首句评惊最善，后三句未敢苟同。然各有说焉。
唐诗不论初盛中晚，音皆可吟。初唐颇具情韵，体多疏而事多虚。虽有浮藻而不致若齐、梁、隋、陈之伤骨，缘调多流转足补其气，然长篇多有部伍凌乱处，若骆宾王之《帝京篇》，卢照邻之《长安古意》，虽风靡一时，足为典则，而此病未除也。
盛唐之诗，韵厚而深，声宏而壮。诗圣少陵，诗佛摩诘，诗仙太白，固足觇儒、释、道三家之迹；而少陵沉郁，时多放语，或流于粗；摩诘清雅，神韵悠长，而律未细；太白飘逸，俊逸清新，或流于率。然大体而论，皆阳刚之气也。明人“诗必盛唐”之说，虽偏执偏好，而同声共震，代不乏人。盖若论诗，宗唐者终必当以盛唐为归；若扌舍盛唐而言唐诗，犹大厦之失梁栋也，奚所状其阔大哉？
中唐之诗，骨格渐弱，韵少而浅，对仗趋巧，沈归愚谓律诗往往后幅不振，可谓知言。然不论元、白、刘，抑或韩、孟、韦、柳，音仍可取，未尝失之瘠哑也。
晚唐之诗，义山、牧之，称小李杜，一秾丽、一清丽也。又义山与飞卿称温李，温则艳丽也。又合冬郎称温、李、冬郎者，冬郎则婉丽也。顾此乃就其主要风格而言之，非谓诸家之诗，篇篇皆如是也。此四家诗，实晚唐之主流，皆韵长而弱，已渐向词化，则一时风会所趋。或有使气而着力者，终欠浑厚，若许丁卯、赵倚楼、许洞庭是已。尝有多人诗重盛唐而独非中晚者，亦有诗重盛中而不齿初晚者，皆偏执过甚。定公云：“我论文章恕中晚，略工感慨是名家。”最获我心。工感慨而愤激者，其唯罗江东乎！
初唐之诗，有近晚唐者。若杜必简《赠苏绾书记》云：“知君书记本翩翩，为许从戎赴朔边。红粉楼中应计日，燕支山下莫经年。”又《渡湘江》云：“迟日园林悲昔游，今春花鸟作边愁。独怜京国人南窜，不似湘江水北流。”岂不近晚唐乎？
宋诗之言理，乃事理、条理、哲理之谓也，故较唐诗为密。唯其文理密察，故近于文。导源亦杜陵，于元白亦有潜流通贯，人或未之知也。
宋诗宗派亦多，而人之恒言宋诗者，但专指江西诗派言之耳，此言唐诗之有时专指盛唐而言同一揆也。不明此旨而浑言唐宋，往往胶葛不通。
北宋自以苏黄为大师。两家皆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