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亦未可知也。赵管相调，虽云小词，实具曲意。又见雪樵居士《秦淮闻见录》载有芜城过客赠张大家月香嫂十绝，末首云：“吟成一字九回肠，除却温柔不是乡。但愿他生齐化土，和泥烧瓦作鸳鸯！”其用意与管夫人词同，然仍是诗语，而非词非曲也。又尝见无名氏《挂枝儿》，语更直而明，坚而定：“要分离，除非天做了地；要分离，除非东做了西！要分离，除非是官做了吏！你要分时分不得我，我要离时离不得你＃ㄍ死在黄泉也，做不得分离鬼！”刚健婀娜，缠绵悱恻，除“官做了吏”一句似有文人修饰痕迹外，皆是天籁所得，间有胜于管夫人处，一般诗作，焉能得之！顾诗、词与曲之别，其与文之分界及相互间之关系，余将别有长文详之，实非寥寥数语所能尽也。
●卷二
余常谓：后之言诗者，或宗唐，或尚宋，而不读清诗，或于清诗不甚了了者，纵能作诗，亦作不好诗，或作不出好诗也。诗至清，诗之多样化始齐全，诗之艺术性始高妙，诗词曲之界限始清晰，而诗之立论亦齐头并进，各有专门之特色可观。分而言之：一、唐宋而后，诗之基调已经完成而作尽，明人欲变而各自走入歧途，清人始各纠其偏而有以胜之。二、以是清诗纵有不如前人处，而却仍有超越上代或突破前修者。三、清诗实为旧诗现代化之完成，把古堡、旧式楼层加固而增添新装者。四、故欲作旧体诗，须知清诗之构思、布局、措词、用语，尤当密察试帖之各种严谨、苛细等法则，否则，瑕疵立见，但可欺人，不值识者一哂耳。
明清交替之际，诗人亦多矣，吾特举顾炎武（亭林）、陈子龙（卧子）、李渔（笠翁）三人言之。
顾亭林，越园师于明后仅取重为唯一之诗人者。按路岯于光绪间序亭林诗，记代州冯鲁川先生之言曰：“牧斋、梅村之沈厚，渔洋、竹垞之博雅，宋元以来亦所谓卓然大家者也，然皆诗人之诗也。若继体《风》、《骚》，扶持名教，言当时不容己之言，作后世不可少之作，当以顾亭林先生为第一。”是亦重其道、重其学、重其人而以是遂亦重其诗矣。亭林诗固有不可磨灭处，然毕竟只是学人之诗，且斯时其于诗之细处尚未及检点，学而不知避忌，终不得窍也。如选本所选《酬王处士九日见怀之作》云：“是日惊秋老，相望各一涯。离杯销浊酒，愁眼见黄花。天地存肝胆，江山阅岁华。多蒙千里讯，逐客已天涯。”颔、颈两联，即犯蜂腰之病。或其时试律之矩未备，诗人亦未尝注意及之。如费密（此度）《朝天峡》诗云：“一过朝天峡，巴山断入秦。大江流汉水，孤艇接残春。暮色愁过客，风光惑榜人。明年在何处，杯酒慰艰辛。”颔联为王渔洋所激赏，然此诗后六句，全犯蜂腰之病，渔洋亦未见及也。
陈卧子，志士之诗也。诗学诗识，亦非人所能及。而偏激之处，可议亦自不少。吴乔《围炉诗话》卷六，讥其与友人合编之《皇明诗选》云：“甚好四平戏，喉声彻太空。人人关壮缪，出出《大江东》。锣鼓繁而振，衫袍紫又红。座中脑尽裂，笑乐煞儿童。”非公论也。卧子于明之前后七子，绝非顶礼膜拜而不知其失者，《陈忠裕全集》卷二十五《仿佛楼诗稿序》有云：“特数君子者，摹拟之功多，而天然之资少。意主博大，差减风逸；气极沉雄，未能深永，空同壮矣，而每多累句；沧溟精矣，而好袭陈华；弇州大矣，而时见卑词；惟大复奕奕，颇能洁秀，而弱篇靡响，概乎不免。后人自矜其能，欲矫斯弊者，惟宜盛其才情，不必废此简格；发其幼渺，岂得荡其律吕！”公允持平，胜于盲目奉为圭臬或随声信口雌黄者异矣。又同卷《六子诗序》言诗有五难。兹节其要云：（一）乐谣诵……太文则弱，太率则俗，太达则肤，太坚则讹，太合则袭，太离则野。（二）五言……宗六季者多组已谢之华，法盛唐者每溢格外之语。（三）七言……所可法者：少陵之雄健低昂，供奉之轻扬飘举，李颀之隽逸婉恋，然学甫者近拙，学白者近俗，学颀者近弱。要之，体兼风雅，意主深劲，是为工耳。（四）五七言律：用意贵隐约而每至露直，使事欲变奥而每至平显，轻与重必均而殊少合作，雄与逸并美而未见兼能。（五）五七言绝句：盛唐之妙，在于无意可寻，而风致深永；中、晚主于警快，亦自斐然。今之法开元者，取谐声貌，而无动人之情；学西昆者，颇涉议论，而有好尽之累，去宋人一间耳。”其后又在《安雅堂杂稿》卷一熊《伯初盛唐律诗选序》中充分发挥律诗之准则及其难为之理云：“世之言律，以为和必应宫商之音，严若守科条之令。诚然哉！要之，造诣其实难言：放逸则格必疏，拘泥则气必索。思极冥搜，则寡兴会之趣；意取适象，则鲜玮丽之观。必使才足以振逞而不伤其体，学足以敷绘而不累其情，词足以发意而境若浑成，色足以扬声而气无浮露。字必妥贴，无迹可寻；句必沈著，无巧可按；对必精切，有若自然；韵必平稳，绝无凑响。一篇之成，则八言如贯；数首竞奏，则一法不重。此如大匠之运斤，惟其绳墨之至熟，故变化之自生也。讽咏古作，似若可求；退而含毫，每乖象意。虽尝殚思，而所立卓尔，以是知非易易矣。”倘非博览深思，躬行力作，绝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