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余乃拈出袁简斋《答沈大宗伯论诗书》、《再与沈大家伯书》与之探讨，而相持不下，后与陈锡钧（伯街）师道及。陈师笑曰：馆长其有头巾气者乎！然越园师之不废西昆，实信而有徵。时黄争宽主浙政，麾下搜罗各方才士，师最推重者，为薛元燕（好楼）先生，即擅四六、工西昆者。馆中欲聘宋史专家开化叶渭清（左文）先生来任编纂，由黄出函特邀，叶辞之；又函邀之，叶又坚辞之。黄之邀函，即薛为之。四函皆刊于馆刊，以志一时掌故。师曰：此函唯薛好楼能之，覆函亦唯叶左文可匹；二次邀请函亦唯薛好楼能之，再覆函亦唯叶左文可应。一挚诚，一委婉，珠联璧合，求之古人，亦未易有也。又黄将所著《五十回忆》稿本送师请正。师曰：我不耐看白话文，汝若另有所见另用纸签之。读后签出欲改文字多处，呈于师前，师略一观看，忽曰：“主席文字，不好去随意改动，由他去罢，反正有薛好楼在，决不致有误也。唯命人别钞两章主浙文字，刊于馆刊，稿本则重新包好送还。可见其对薛先生之赞赏也。惜其时寓于大坪，交通阻梗，无缘得以识荆耳。
卷二有《山居杂兴》六首。其一云：“少小城居壮服官，那知稼穑事艰难。于今菽麦差能辨，俯仰平生愧素餐。”此为师之自我忏悔也，比韦苏州之“身多疾病归田里，邑有流亡愧俸钱”又进一层意矣。其三云：“兴来偶傍小溪行，照见须眉突自惊。无怪儿童尊敬我，相逢争唤老先生。”此诗颇有天趣。按“老先生”原有出处，源起于明代京师，系对极尊者之敬称也。王凤洲《觚不觚录》、王渔洋《香祖笔记》皆尝道及。后乃专用于年高学博者。来馆稍久，始知对师之称谓，除同乡人称之为“余（音依）先生”外，年稍轻于我者皆以老先生称之，不仅儿童，即少年犹如是也。而此“老”字，以乡音读之，则读如“牢”。在馆中，写函或文，则称“越公馆座”，平常见面，除乡人仍称“余先生”外，悉称馆长，我虽蒙允为弟子，而除写诗文外，亦称“余先生”也。其友朋间，则大都以“越老”称之，能呼其乳名为“越越”者，唯内子之外婆一人耳。读“相逢争唤老先生”句，回思曩日儿童、少年之争唤，以示亲切，犹历历如在目前也。
卷二《岁暮雪中感怀六首》之二云：“将以诗为遣，无如诗思昏。牢愁消复起，欲语吐还吞。拟古疑成句，翻新病俚言。不如姑舍是，对雪且开樽。”颈联两句，道出成吟之甘苦宜忌。近人诗，或鄙俚不文，如唱《莲花落》。甚且无《莲花落》之流畅活泼也。或堆金积玉，或词洁神清，读诗不多者始尊为上品，而稍有涉猎者乃望而生厌，盖皆非自家面目，全是似曾相识者也。再不然，则全凭数典徵书，务求僻奥；或又索隐行怪，以示出群，而其实皆是趋难逃易，遁而文其诗才之困窘也。
乙酉年九月初夜，馆中同仁皆已入睡，忽闻叩门声甚急，众俱披衣而起，初甚惊恐，不知何事，缘逃战祸久，闻声而悸，巳属惯事。及开大门，始知黄季宽主席特派专人来通知馆长，告以日本已无条件投降。众皆狂喜，尽不再眠，师兴尤浓，即时赋诗二律。第一首题曰：《寓云和大坪，闻日本投降口占，用杜老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韵》。诗曰：“夜半俄闻敌已降，起来颠倒著衣裳，惊疑醒作还家梦，失措欢如中疾狂。何意忽能逢此日，从兹不必滞他乡。八年锋镝余生在，莫向崦嵫叹夕阳。”第二首题曰：《前诗既成，意有未达，再赋一首》。诗曰：“不图竟见九州同，翻觉无颜论战功。赋废《江南》哀且止，捷传蓟北喜旋终。双丸原于匡天下，一合诸侯晏海东。决战如斯真意外，深惭献语未能工。”师持以问我曰：如何？衍文对曰：第一首诗，脱口而出，一气直下，意切情真，妙有天籁，竟不似用前人之韵者。第二苜除首联可取外，其他皆可斟酌：撼联取之太易，末联太直，过于近文。尤可议者为颈联，“一合诸侯”，比拟未当；“双丸原子”，用此新词，嵌入旧体，融化未曾，遂令人有格格不入之感。昔张文襄痛恨用新名词入文，侧闻龙阳才子亦尝因此受责，文襄固过于守旧，但如梁任公文之一扫桐城避忌，洽合无间，亦未尝不可。倘以诗论，法又稍殊，不得沿用任公文例，移橘以入淮也。是以近世若干诗家，皆好播弄新词以示维新气象者，终乃受人奚落失笑，反不若同光诸老谨严整饰之为得也。袁简斋《续诗品》有云：“古香时艳，各有攸宜；所宜之中，且争毫厘。”不悟斯旨，不知化合而唯凑合，终难成器矣。师问：然则如之何而后可？又对曰：衍文但知其理也，变化以示范则未能也。公此诗“原子”二字，犹穿长袍马挂而系以西服领带；反之，若穿西装革履而冠以瓜皮小帽，亦不相配也。倘能设法借代之，间用曲喻以明之，即无碍矣。师曰：我知之矣。如国画山水，有人物在，必策杖扶筇，倘有汽车洋装，亦不调和也。又对曰：验之他日，名山胜水间，必将有新物出现，如洋楼汽车之类，作画者岂能视而不见乎，要当在如何融入而统一之。或是时尚未可得，而他日必有杰出之士能开风气之先。即诗文亦莫不如是。管窥所及，人皆反对拟古，而扬子云之模拟，乃其间架躯壳耳，固自有得耳。明七子之文，诚模拟而成赝鼎，诗则有得有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