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样子回来呢？一定是被人打走了。又一人道：“他出门时是说拜会潘学士的，并说去领局戳，想未必有打架的事。”又一人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他方才不是骂什么翰林主事，又骂什么老盲贼么？潘学士是个翰林出身，因眼疾自请回籍的，那主事想就是张乔芬了。一定为讨局戳出了丑回 来 了，若 是 不 然，那 有 如 此 气 恼 呢！” 各 人 都 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”你一言，我一语，康有为也听得一二，料知是议论自己。细思潘、张二人如此轻视自己，罢了，罢了，若不谋个及第回来，怎能吐得气呢？
恰那年正是会试之期，即打点行李上京会试。只是朝里头自从甲午年间与日本开仗，被日人打得大败，又赔了二百兆两银子。及割了台湾方能了事，因此官场也知得外人强盛，己国衰弱了。康有为到京后，正乘此时显个名声，纵不能点得及第，也望得个高官，也好回乡与张乔芬算账。就联合了一班举人，上了一折，请都御史代奏，唤做“ 公车上书”。内中所言，不外是筑铁路、开矿务、裁冗员、设邮政、废科举、兴学堂等套话。惟就当时官场中人，个个都不通外情的，见了康有为等这本折子，差不多当他是天人了。惟朝家究竟不能见用，康有为好生抑郁，官瘾越加发作起来。猛然想起当时京中大员，都是讲《 公羊》 学的，就没命看了几回《公羊春秋》，揣摩了几篇时墨，那次会试竟侥幸中了第五名进士，点得一名工部主事。因为不能点得翰林，仍是失意。惟当时有几位大官执政的，见康有为能说什么公羊婆羊。前者公车上书又能谈得新学，倒欢喜他，以为他不知有多大本领。
就中一位是状元及第出身，正任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姓翁名同龢，号叔平，是江苏常熟人氏。又有一位是李端芬，号芯园，乃贵州人氏，方任礼部侍郎。那李侍郎是他门生梁启超的相亲，因梁启超中举，正是李端芬充广东大主考———取中梁启超的。他见启超少年中举，就把侄女嫁与启超为妻。康有为凭这条路夤缘起来。李侍郎亦欲得一条升官捷径，正好借变法之名，望清廷重用，因此乐得与康有为结交，故要替康、梁二人保荐。原来康有为有许多瘾癖的：第一是做圣人的瘾，像明末魏阉一般，要学孔子。第二是做教主的瘾，像欧洲前时的耶稣，今时的罗马教皇。第三就是做大官的瘾了。既自中了进士，得几个红顶白须赏识，那官瘾更自发兴，便与梁启超商议，看有何进身之计。想来想去，自然要先靠李端芬，就与梁启超天天在李端芬那里走动。李端芬既有意推荐，就介绍他多识几个京官，如学士张伯熙、徐致靖，也往来渐熟了。康有为这回觉渐已得势，但自忖御史有奏事之权，总要结交三五位御史都老爷，自是紧要的。偏又事有凑巧，有一位御史唤做杨深秀，与李端芬是有个师生情分的，所以康有为先结识了他。又由杨御史介绍，如尚书徐会澧、御史宋伯鲁，都成了知己。
这时京官之中，已有多人吹嘘康有为，故当时尚书衔总署大臣张侍郎荫桓也有来往。那张荫桓号樵野，亦是广东南海人氏，与康有为只是邻乡，自然逐渐亲密。时荫桓屡使外国回来，知得外国文明政体，今见有个乡亲康有为好谈西法，如何不欢喜？况荫桓以吏员出身，自己见半生来不能巴结上一名举人进士，故平日见了同乡的读书人，是最欢喜接见的。且康有为能说西法，因此款接之间，动要讨论政治。那康有为本有点子聪明，虽于西国政治不大通晓，惟看过几部《泰西新史揽要》 的译本，加以口若悬河，自能对答得来，荫桓不及细查，即赞道：“足下如此通达时务，将来实不难发迹，不特我们广东里头将来多个大员，且朝廷若要变政，也得多一个帮手。” 康有为听了，暗忖自己方要做个先进，今张侍郎只说他得个帮手，已好生不悦，但正要靠荫桓的势力，自不敢冲撞荫桓。因张荫桓那时正当总理各国事务大臣，身佩七个银印，正是红极的时候，有为如何不靠他呢？因此就信口答道：“此事全靠乡大人提拔，门生就感激了。”张荫桓道：“际会自有其时，现朝中同心的尚少，变政两字是目下不易办到的，足下尽安心听听机会也罢了。”康有为听到这里，因自己那种切望升官的念头已是禁压不住，今张侍郎还要听候机会，好不耐烦，便答道：“国势危极了，这会若不速行变政，还待得几时？只怕列强瓜分中国的大祸也不久出现了，门生位卑不合言高，求乡大人力对皇上奏请施行才是。”张侍郎道：“变法两字是小弟最欢喜的，但那些宗室人员和那一班旧学的大吏，大半是反对的，目下如何干得？弟非为怕事，只利害时机不可不审，足下总要想透才好。” 康有为道：“大人这还有见不到处，因朝中大员赞成的已不少了。” 张侍郎听了，便问： “ 赞成者究有何人？”康有为道：“太傅爵相李鸿章是最谈洋务的，他料然不反对。至现在军机大臣协办翁同龢，也令小弟呈上条呈。其余李端芬侍郎、徐会浓尚书、张百熙阁学、徐至靖学士、孙家鼐尚书，多半是赞成的。至于大学士徐相、尚书许应蹼、怀塔布，虽或反对，然他们是个畏事的人，纵不赞成，哪里敢来抗阻？故就小弟愚见看来，这机 会 是 断 不 可 失的。”荫桓听了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