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派，一面又叫拿笔砚把他经手的生意以及现派某人管理某事，仍托本宅帐房拿张八行书开了一篇细帐交代了张太太。自从张太太请他经手这些银钱，某处生意，某处生意，不过嘴里说得好听，始终没见一张合同，一张股票，一个息折。大约现写的这片帐，在他就算是交代的了。好在张太太是女流之辈，尽着由他哄骗。至于一班帐房，一班差官，因见大家都派了事情，也就不来多嘴了。交代清楚，刁迈彭便跪下磕头辞行，照例又叮嘱了几句。张太太少不得也说几句客套话。然后刁迈彭拱了拱手，带着兄弟而去。
且说刁迈彭的兄弟就是上回所说的做丝厂的挡手的刁迈昆了。这人最是滑不过。但是刁迈彭有些事情自己不能去做，总是托了这兄弟去做。兄弟有利可图，倒也伏伏帖帖听他的使唤，做他的联手。这遭刁迈彭赚了姓张的二百几十万银子，自己实实在在有二百万上腰。下余几十万，这里五万那里三万，生意却也搭的不少。其中就算这兄弟经手的丝厂略为大些。当初原为遮人耳目起见，不得不如此。等到后来张太太把抵押的凭据票了上头存了案，他却无所顾忌了。但是还怕兄弟并那张太太手下一班旧人说出他的底细，特地替兄弟捐了一个道台，一面在上海管事，一面候选。其它张府帐房、差官等等，凑拢不过十几个，面子上每人替他预留一个位置，其实早同挡手说明，派的都是吃粮不管事的事情，没有一个拿得权的，不过薪水总比在张府时略为丰润。这班人有钱好赚，谁肯再来多嘴。歇上三五个月，有另外荐出去的，也有因为多支薪水歇掉的。总之：不到一年，这班人一齐走光，张太太还毫无知晓。
等到张太太拿不到利钱，着急写信到上海来追讨，刁迈昆总给他一个含糊。后来张太太急了，自己赶到上海来，东打听，也是刁家产业，西打听，也是刁家股分，竟没有一个晓得是姓张的资本。于是赶到丝厂里找刁迈昆，说是进京投供去了。问问那班旧人，都说不知道。张太太又气又急，只得住了下来。虽然没有赶他，却也没有睬他。自己又是女流之辈，身旁没有一个得力的人。干急了两个月，心想只得先回芜湖，再作道理。谁知看了日子，写了船票，正待动身，倒说忽然生起病来。张太太自到上海，一直就住的全安栈，一病病了二十来天。在芜湖来的时候，本来带的钱不多，以为到了上海，无论那一注利钱收到手，总可够用，那知东也碰钉子，西也碰钉子，一个钱没弄到，而且还受了许多闲气。等到想要回去，原带来的钱早已用没了，还亏当了一只金镯子，才写的船票。后来病了二十几天，当的钱又用得一文不剩。上海无从设法，无奈只得叫同来的底下人写信回家取了钱来，然后离得上海。
等到一到家，刁迈昆的信也来了，说是："刚从北京回来，大嫂已经动身。兄弟不在上海，诸多简亵。"但是通篇并无一句提到生意之事。张太太又赶了信去，问他本钱怎幺样，利钱怎幺样。他一封信回来，竟推得干干净净，说："上海丝厂以及各项生意原是君家故物，自从某年某月由大嫂抵与家兄执业，彼此早已割绝清楚。如不相信，现有大嫂在芜湖道、县存的案，并前署芜湖道申详三宪公文为据，尽可就近一查，届能欺骗"各等语。信后又说："大嫂倘因一时缺乏，朋友原有通财之义，虽家兄奉使外洋，弟亦应得尽力，惟以抵出之款犹复任意纠缠，心存影射，弟虽愚昧，亦断不敢奉拿"云云。
张太太接到这封信，气得几乎要死！手底下还有几个旧人都怂恿他去告状，当下化了几十块钱，托人做了一张状子，又化了若干钱，才得递到芜湖道里。芜湖道检查旧卷，张某人的遗产早已抵到刁钦差名下，有他存案为凭，据实批斥不准。张太太心不服，又到省里上控。省里叫芜湖道查复。这个挡口，刁迈昆早已得信，马上一个电报给他哥。他哥就从外洋一个电报给芜湖道，说明存案之事。任你是谁做了芜湖道，只有巴结活钦差，断无巴结死军门之理，因此张太太又接二连三碰了几个钉子。不但外头放的钱一个弄不回来，就是手里的余资也渐渐的销归乌有。因此一气一急，又生了一场病，就此竟呜呼哀哉了！一切成殓发丧，不用细述。
但说刁迈彭在外洋得了这个消息，心上虽是快活，然而还有一句说话道："他那所房屋极好，我很中意，现在不晓得便宜了谁了！"
做书人做到此处，不得不把姓刁的权时搁起。单说姓张的家里自从正太太去世，家里只留了三个寡妇姨太太。此时公中虽然无钱，幸亏他三人还有些体己，拿出来变变卖卖，尚堪过活。而且住着一所绝好的大房子，上头又没有了管头，因此以后的日子倒也甚为安稳。
有日家里正为张军门过世整整三足年，特地请了一班和尚在厅上拜忏，就把他夫妇二人的牌位用黄纸写了，供在居中，以便上祭。这日约摸午牌时分，三位姨太太正穿了素衣上来哭奠。正在哀哀恸哭之时，忽然外面跑进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进来。这人是个瘦长条子，面孔雪白，高眉大眼，仪表甚是不俗。虽是便衣，却也是蓝宁绸袍子，天青缎马褂，脚下粉底乌靴，看上去很像个做官模样。家人们见他一直闯了进来，又想拦又不敢拦，便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