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，货主不知情分别罚办之下，声明海口通商，及内地不得援以为例。凡此增减之文，皆系微臣与布策商草法文约稿之时，反复力争而得之者。较之总理衙门三月十二日所寄廷臣奏定准驳之议，虽不能悉数相符，然合条约章程计之，则挽回之端似已十得七八。此臣与吉尔斯、布策等商量条约章程底稿。于节略七端之外，又争得防弊数端之实在情形也。十二年十七日，接奉电旨：该大臣提要力争，顾全大体，深为不负委任，即着照此定约画押。约章字句，务须悉心斟酌，勿稍疏忽。
臣告知俄外部，转奏俄王，此邦君臣，同深钦感。俄皇谕令外部允废崇厚原定约章，另立新约。又饬催布策速行缮约画押。臣因节略七端之外，所争数端，字句尚未周妥，日夜与布策语谈而笔削之。直至光绪七年正月初九日，始得将法文约章底稿议定。又彼此商定汉文俄文条约章程，各缮二份。而将先订之法文，缮正二份以资考证。逐条参酌，校对无误，于正月二十六日，与外部尚书吉尔斯、前驻京使节布策，公同画押盖印讫。电请总理衙门代奏，仰慰宸廑。
再微臣此番奉使，办事之难，较寻常出使情形，迥不相同。
西人待二等公使之礼，远逊于头等；而视定议复改之任，实重于初议。原约系特派头等全权便宜行事之大臣所订，臣晤吉尔斯、布策诸人，成以是否头等、有无全权相诘。臣答以职居二等，不称全权大臣。乃彼一则曰：“头等所定，岂二等所能改乎？”
再则曰：“全权者所定，尚不可行，岂无全权者所改，转可行乎？”
臣渥承眷遇，岂复希非分之宠荣，且西洋公法，凡奉派之公使，无论头等二等，虽皆称全权字样，至于遇事请旨，不敢擅行。则无论何等，莫不皆然。前大臣崇厚，误以私心自用，违旨擅行，为便宜行事之权，盖考之中国之宪章，各国之成例，无一而可者也。俄人亦未尝不腹诽之。及至与臣议事，稍有龃龉，则故以无全权非头等之说折臣，每言“使者遇事不敢自主，不如遣使前赴北京议约较为简捷”等语。臣亦知其藉此词以相难，非由衷之言也。但彼国既以无全权而相轻，微臣既不免较崇厚而见绌。
此其难一也。
例之万国公法，使臣议约，无不候君主谕旨，不与外部意见相合，而敢擅行画押者。间有定而复改之事，亦不过稍有出入，从无与原约大相径庭者。往岁崇厚急于索地，又急于回京，遽定遽归，诸多未协。外部见臣照会，将约中要领痛行驳斥，莫不诧为奇谈。屡以崇厚违旨擅定之故晓之，奈披闻所未闻，始终不信。此其难二也。
原约所许通商各节，皆布策驻京时向总理衙门求之多年而不可得之。崇厚甘受其绐，求无不应，一经画押，彼遂据为已得之权，再允熟商，彼即市其莫大之惠。吉尔斯贤于布策，而不明中俄商情，经臣布切敷陈，彼仍茫然不解。此其难三也。
泰西臣下，条陈外务，但持正论，不出恶声。不闻有此国臣民，只及彼邦君上者，虽当辩难分争之际，不失雍容揖让之文。此次廷臣奏疏，势难缄秘，传布失真之语，由于译汉为洋，锋棱过峻之词，不免激羞成怒，每谓中国非真心和好，即此可见其端。若于兹时，忍辱改约，则柔懦太甚，将贻笑于国人，见轻于各国等语。臣虽设词慰藉，而俄之君臣，怀憾难消，此其难四也。
自筹兵筹饷，叠见邸钞，而俄之上下，亦惴惴焉。时有戒心，遣兵船以备战，增戍卒以防边。臣抵俄时，彼已势成骑虎，若仍在俄议事，则前次之举动为无名，故欲遣使晋京议约，以归功于海部，无怪一言不合，俄使即以去留相要。维时留之，则挟要必多；不留，则猜嫌滋甚，更恐留而仍去。适示怯而见轻，此其难五也。
俄皇始命布策向臣询明中国意向，予限一月。满限之时，经臣援引总理衙门照会驻京署使凯阳德展限三月之意，复请外部婉奏俄皇，乃许添展两月，与臣议事。我皇上因俄事日逼，意在转圜，一切情形，许臣由电径达总理衙门代奏请旨，已属破格施恩。而事势无常，日期甚促，有时于立谈之顷，须定从违，臣于未经请旨之条，即不敢许之过骤。然既奉转圜之旨，又不得执之过艰，良皆自沪至京，无电线以资迅速，故虽由电请旨，非旬日所能往还。敌廷之询问益多，专对之机权愈滞。
此其难六也。
犹幸我朝与俄罗斯通好二百余年，素无纤芥之嫌，未肇边疆之患。俄国自攻克土耳其后，财殚力竭，雅不欲再启衅端，加以圣明俯纳臣言，解放崇厚，以解其疑，办各案以杜其口，故其君臣悦服，修好输诚。布策诸人，虽坚执各条，不肯放松，而俄国皇帝与其外相吉尔斯，实有和平了结之意，故得从容商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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