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惟《前》、《後出塞》诸首耳。然又别出一格，用古体写今事，大家机轴，不主故常”。胡氏应麟谓“少陵不效四言，不仿《离骚》，不用乐府旧题，是此老胸中壁立处”。黄氏生谓“六朝好拟古，往往无其事而假设其词。杜诗词不虚发，必因事而设，此即修词立诚之旨”。王氏士禛谓“《新婚》、《无家》诸别，《石壕》、《新安》诸吏，《哀江头》、《兵车行》诸篇，皆乐府之变也。沧溟诗名冠代，只以乐府摹拟割裂，遂生後人诋毁，则乐府宁为其变，不可以字句比拟也明矣”。
诸说皆可与蔡氏之论相证合。总之，杜有乐府而无乐府，无乐府之乐府，乃乐府真处，而非後世所可及也。又沈氏德潜曰：“唐人达乐者已少，其乐府题，不过借古人体制，写自己胸臆耳，未必尽可被之管弦也。”据此则後世诗人本宜自创一题，咏歌时事，沿袭旧题，情理未笃。故余窃谓杜之乐府，非变也，真也；今之好沿乐府题者，非古也，似也。若于鳞之比拟字句，更不足笑矣。
沈氏德潜曰：“苏李、《十九首》以後，五言所贵，优柔善入，婉而多风。少陵才力标举，篇幅恢张，纵横挥霍，诗品又一变矣。其为国爱君，感时伤乱，忧黎元，希稷、Ι，生平抱负无不流露於楮墨中，诗之变，情之正也。新宁高氏列为大家，具有特识。”按李于鳞谓“唐无五言古诗，而有其古诗”。盖言唐人之五古，与汉、魏、六朝别也。王元美遂谓“杜长篇曼衍拖沓，於《选》体殊不类”。又谓“五言《选》体，太白以气为主，子美以意为主。太白多露语率语，子美多稚语累语，置之陶、谢间，便觉不伦，乃欲使之夺曹氏父子耶？
”王贻上亦以于鳞、元美为定论，而谓“五言古诗，杜甫沈郁，多出变调”。愚皆以为不然。李之《古风六十首》，直追正始以前，其才力更在射洪、曲江而上，昔人既以复古许之，不待言矣。杜之短篇，有建安气骨者，昔人屡言之，今亦不缕述。即以杜之长篇论，《北征》一作，谓与《风》、《雅》相表里可也，况汉以下乎？《奉先咏怀》一作，非即蔡文姬《悲愤》之规模，而又超出其上者乎？且《焦仲卿诗》、《赠白马王彪》诗，或千馀字，或四五百字，皆非寥寥短章，故胡氏应麟谓“杜之长篇叙事，有汉人遗意”。
乃于鳞、元美、贻上等，第以《选》体之清婉简净者号为古诗，而忘汉、魏诗之荦荦大者，遂觉杜公之恢闳崛聿，创此变调耳。确士亦不敢定为汉、魏以来之正体，而特尊之曰“诗之变，情之正”，此与高廷礼不敢目为“正宗”，而别以“大家”尊之，同一迁就调停之见，而不自知其眼光纤仄也。且天下文章有非“正宗”而足为“大家”者耶？名目琐碎，而无理解，徒成笑柄耳，确士以为特识何哉？至统李、杜之全集以观，露语率语，稚语累语，诚间有之。
然径谓其五古病率坐此，不足以争衡陶、谢，更不敢望曹氏门庭，立论之果敢而无忌，莫此为甚矣。况杜之似《选》体者正复不少，概谓变调，杜亦不受也。夫于鳞、元美、贻上、确士，皆诗家之铮铮者，而议论之沿讹习谬乃如此，此无他，徒就成见以立言，而蔽於所不见也。是故特识未易自许，亦未易推人也。
胡氏应麟曰：“七言古，初唐以才藻胜，盛唐以风神胜，李、杜以气概胜，而才藻风神称之，加以变化灵异，遂成大家。”又曰：“李、杜歌行，虽宕逸沈郁不同，然皆才大气雄，非子建、渊明判不相入者比。”又曰：“李、杜之才，不尽於古诗，而尽於歌行”。又曰：“李、杜歌行，廓汉、魏而大之而古质不及。”按胡氏论七言古，以李、杜并称大家，颇有见地，不似渔洋论七言古诗，独推老杜横绝古今，同时大匠，无能抗行，而以太白与嘉州并称也。
然李、杜分别处，言之尚不详覈。予考州云：“李、杜歌行之妙，冠於盛唐，咏之使人飘扬欲仙者，太白也；使人慷慨激烈、欷欲绝者，子美也。”确士云：“七言古诗，李供奉鞭挞海岳，驱走风霆，非人力可及，为一体。杜工部沈雄激壮，奔放险幻，如万宝杂陈，千军竞逐，天地浑奥之气，至此尽泄，为一体。”分论两家，各肖其妙，较胡氏为胜。虽胡氏亦尝分别李、杜之歌行，曰：“阖辟纵横，变幻超忽，歌也；位置森严，筋脉联络，行也。太白多近歌，少陵多近行。
”此又不免强别歌行以状李、杜耳。且胡氏谓“李、杜才不尽於古诗，而尽於歌行”，尤不然。诗各有体，体各有才，才各宜尽，谓“李、杜之才不尽於古诗”，将子建、渊明歌行绝少，其才犹有未尽者耶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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