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建义旗，复神器，白亦王孙帝胄，慨然从之；璘本非逆，从璘乃为逆乎”。此则全与史传相戾，徒欲为太白颂冤，而不知永王不受肃宗召命，直犯江、淮之师，万不可以义旗目之者。文人高谈，无当实迹，徒为古人增谤而已。观太白《永王东巡歌》曰：“二帝巡游俱未回，五陵松柏使人哀。”又云：“南风一埽胡尘静，西入长安到日边。”是太白直言东下之非，而劝以西上勤王，拥卫二帝，与永王如冰炭之不相入；迫胁之困，逃去之勇，均於此诗可见。
而浅者非加以诋诃，是为之文饰，蒙冤不洗，而徒日诵其诗，以为神品，又何赖有此知音哉？为之三叹！
方氏宏静曰：“太白《白头吟》，颇有优劣，其一盖初本也。天才不废讨润，今人落笔便刊布，纵云挥珠，无怪多。”又曰：“太白读书匡山，十年不下，浔阳狱中，犹读《留侯传》，苦心如此。今忽忽白日，而古人，是自绊而希千里也。”按东坡云：“太白诗飘逸绝尘，而伤於易，学之不至，玉川子是也。”陶开虞亦谓“以天分胜者近李，以学力胜者近杜，学者各自审焉可也”。此论一出，几疑青莲纯恃天分，而流弊甚多矣。予故录方氏之说示人，知诗至圣境，都缘学力精纯，纷纷之喙，可以稍息。
洪氏迈曰：“李太白以布衣入翰林，既而不得官。唐史言高力士以脱靴为耻，摘其诗以激杨贵妃，为妃所沮止。今集中有《雪谗》诗一章，大率言妇人淫乱败国，略云：‘妲己灭纣，褒女惑周。汉祖吕氏，食其在旁。词殚意穷，心切理直。如或妄谈，昊天是殛。’予味此诗，岂贵妃与禄山乱，而太白曾发其奸乎？不然‘飞燕在昭阳’之句，何足深怨也？”按太白《雪谗》诗一章，诚有合於古《巷伯》之义，此义烈之性，激发於不得不然者，虽以此万死不辞，若终身不官何患焉！
龌龊小夫，惧祸结舌；大忠奇勇，痛快敢言。此其所本者厚薄异也，可第以诗人目之哉？刘氏鉴《太白诗序》，谓“《梁父》、《行路》诸吟，《巧言》、《巷伯》之伦”。杨氏遂《太白故宅记》，亦谓“《蜀道难》可以戒为政之人，《梁甫吟》可以励有志之臣，《猛虎行》可以勖立节之士，《上云曲》可以化愚夫之懵，《怀古》可以革浇漓之俗。其馀虽感物因事而发，终以辅世匡君为意”。两说均得太白诗之本原者。
世人徒夸其纵横任侠之风，缥缈出群之想，而不知其忠义勃发，直抉大奸，非徒以草《清平调》、赋《行乐词》了事，犹沿苏子由之馀论，讥其以诗酒事君，亦大误矣。子美《丽人行》云：“炙手可热势绝伦，慎莫近前丞相嗔。”其发国忠之奸，亦能明目张胆言之，与太白英烈，可谓两绝。朱子曰：“偶记太白诗云：‘世道日交丧，浇风变淳源。不求桂树枝，反栖恶木根。’今人舍命作诗，开口便说李、杜，以此观之，何曾梦见脚板？”据朱子此论，可见诗有本原，不可不究，性情既厚，心声乃精。
若以“无迹可寻”，“不著一字”，为盛唐大家妙处，则“心切理直”之词，“浇风”、“恶木”之句，反似发露太过，无弦外音，而变风变雅之道，几乎息矣。李阳冰《太白集序》云：“不读非圣之书，耻为郑、卫之作。”又自逊云：“论《关雎》之义，始愧《卜商》；明《春秋》之辞，终惭杜预。”李华《太白墓志》云：“仁以安物，公其懋焉；义以济难，公其志焉。”又曰：“立言谓贤，道奇於人而侔於天。”推尊皆不免太过。然亦可知太白诗本原，与《三百篇》相表里，而虚锋掉弄之小才，狂吟烂醉之恶习，信不可以借口学步矣。
洪氏迈曰：“世俗多言李太白在当涂采石，因醉泛舟於江，见月影俯而取之，遂溺死，故其地有捉月台。予观李阳冰《草堂集序》：‘阳冰试弦歌於当涂，公疾亟，草万卷，手集未修，枕上授简，俾余为序。’又李华作《太白墓志》，亦云：‘赋《临终歌》而卒。’乃知俗传良不足信，盖与杜子美因食白酒牛炙者同。”按捉月之诬，辨正确不可少。而《旧唐书》谓以饮酒过度死。皮日休作《李翰林诗》亦云：“竟遭腐胁疾，醉魄归八极。”是太白真醉死矣。
然阳冰《集序》云“枕上授简”，李华《墓志》云“赋《临终歌》”，此岂醉死者所为哉？余故录容斋辨正之语，俾捉月、醉死两诬，皆得白焉，否则仍与食白酒牛炙而死之说，同一嗤点前贤也。
●卷二
苏氏轼曰：“太史公论诗：‘《国风》好色而不淫，《小雅》怨诽而不乱。’以予观之，是特识变风、变雅耳，乌睹诗之正乎？先王之泽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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