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于是以风雅坛坫为居奇，以交游朋盍为牙市，是非淆而品格滥，诗道杂而多端，而友朋切劘之义，因之而衰矣。昔人言『诗穷而后工』，然则诗岂救穷者乎！斯二者，好名实兼乎利，好利遂至不惜其名。夫『三不朽』，诗亦『立言』之一，奈何以之为垄断名利之区？不但有愧古人，其亦反而问之自有之性情可矣！
一二、诗道之不能长振也，由于古今人之诗评杂而无章、纷而不一。六朝之诗，大约沿袭字句，无特立大家之才。其时评诗而着为文者，如锺嵘、如刘勰，其言不过吞吐抑扬，不能持论。然嵘之言曰：『迩来作者，竞须新事，牵挛补衲，蠹文已甚。』斯言为能中当时、后世好新之弊。勰之言曰：『沈吟铺辞，莫先于骨，故辞之待骨，如体之树骸。』斯言为能探得本原。此二语外，两人亦无所能为论也。他如汤惠休『初日芙蓉』、沈约『弹丸脱手』之言，差可引伸，然俱属一斑之见，终非大家体段。其余皆影响附和，沈沦习气，不足道也。
唐宋以来诸评诗者，或概论风气，或指论一人，一篇一语，单辞复句，不可殚数。共间有合有离，有得有失。如皎然曰：『作者须知复变；若惟复不变，则陷于相似，置古集中，视之眩目，何异宋人以燕石为璞。』刘禹锡曰：『工生于才，达生于识，二者相为用而诗道备。』李德裕曰：『譬如日月，终古常见，而光景常新。』皮日休曰：『才犹天地之气，分为四时，景色各异；人之才变，岂异于是？』以上数则语，足以启蒙砭俗，异于诸家悠悠之论，而合于诗人之旨为得之。其余非戾则腐，如聋如瞶不少。而最厌于听闻、锢蔽学者耳目心思者，则严羽、高棅、刘辰翁及李攀龙诸人是也。羽之言曰：『学诗者以识为主，入门须正，立意须高，以汉、魏、晋、盛唐为师，不作开元、天宝以下人物。若自退屈，即有下劣诗魔，入其肺腑。』夫羽言学诗须识，是矣。既有识，则当以汉、魏、六朝、全唐及宋之诗，悉陈于前，彼必自能知所决择、知所依归，所谓信手拈来，无不是道。若云汉、魏、盛唐，则五尺童子，三家村塾师之学诗者，亦熟于听闻、得于授受久矣。此如康庄之路，众所羣趋，即瞽者亦能相随而行，何待有识而方知乎？吾以为若无识，则一一步趋汉、魏、盛唐，而无处不是诗魔；苟有识，即不步趋汉、魏、盛唐，而诗魔悉是智慧，仍不害于汉、魏、盛唐也。羽之言何其谬戾而意且矛盾也！彼棅与辰翁之言，大率类是；而辰翁益觉惝恍无切实处。诗道之不振，此三人与有过焉。至于明之论诗者，无虑百十家。而李梦阳、何景明之徒，自以为得其正而实偏，得其中而实不及，大约不能远出于前三人之窠臼。而李攀龙益又甚焉。王世贞诗评甚多，虽祖述前人之口吻，而掇拾其皮毛，然间有大合处。如云：『剽窃摹拟，诗之大病，割缀古语，痕迹宛然，斯丑已极。是病也，莫甚于李攀龙。』世贞生平推重服膺攀龙，可谓极至，而此语切中攀龙之隐，昌言不讳。乃知当日之互为推重者，徒以虚声倡和，藉相倚以压倒众人；而此心之明，自不可掩耳。
夫自汤惠休以『初日芙蓉』拟谢诗，后世评诗者，祖其语意，动以某人之诗如某某：或人、或神仙、或事、或动植物，造为工丽之辞，而以某某人之诗一一分而如之。泛而不附，缛而不切，未甞会于心、格于物，徒取以为谈资，与某某之诗何与？明人递习成风，其流愈盛。自以为兼总诸家，而以要言评次之，不亦可哂乎！我故曰：历来之评诗者，杂而无章，纷而不一，诗道之不能常振于古今者，其以是故欤！
外篇（下）
一、三百篇如三皇五帝，虽法制多有未备，然所以为君而治天下之道，无能外此者矣。汉魏诗如三王，已有质文治具，焕然耳目，然犹未能穷尽事物之变。自此以后，作者代兴，极其所至，如汉祖唐宗，功业炳耀，其名王，其实则霸。虽后人之才，或逊于前人，然汉唐之天下，使以三王之治治之，不但不得王，并且失霸。故后代之诗，为王则不传，为霸则传。汉祖唐宗之规模，而以齐桓晋文之才与术用之，业成而俨然王矣。知此，方可登作者之坛，绍前哲、垂后世。若徒窃汉唐之规模，而无桓文之才术，欲自雄于世，此宋襄之一战而败，身死名灭，为天下笑也。
二、汉魏之诗，如画家之落墨于太虚中，初见形象。一幅绢素，度其长短、阔狭，先定规模；而远近浓淡，层次脱卸，俱未分明。六朝之诗，始知烘染设色，微分浓淡；而远近层次，尚在形似意想间，犹未显然分明也。盛唐之诗，浓淡远近层次，方一一分明，能事大备。宋诗则能事益精，诸法变化，非浓淡、远近、层次所得而该，刻画掉换，无所不极。
又甞谓汉魏诗不可论工拙，其工处乃在拙，其拙处乃见工，当以观商周尊彝之法观之。六朝之诗，工居十六七，拙居十三四；工处见长，拙处见短。唐诗诸大家、名家，始可言工；若拙者则竟全拙，不堪寓目。宋诗在工拙之外：其工处固有意求工，拙处亦有意为拙；若以工拙上下之，宋人不受也。此古今诗工拙之分剂也。
又汉魏诗，如初架屋，栋梁柱础，门户已具，而窗棂楹槛等项，犹未能一一全备，但树栋宇之形制而已。六朝诗始有牕棂楹槛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