何事入罗帷”，思无邪而词清丽，妙绝可法。
《咏怀》、《北征》，古无此体，後人亦不可作，让子美一人为之可也。退之《南山诗》，已是後生不逊。诗贵出于自心。《咏怀》、《北征》，出于自心者也；《南山》，欲敌子美而觅题以为之者也。山谷之语，只见一边。
诗贵和缓优柔，而忌率直迫切。元结、沈千运是盛唐人，而元之《舂陵行》、《贼退诗》，沈之“岂知林园主，却是林园客”，已落率直之病。乐天《杂兴》之“色禽合为荒，政刑两已衰”，《无名税》之“夺我身上暖，买尔眼前恩。进入琼林库，岁久化为尘”，《轻肥》篇之“是岁江南旱，衢州人食人”，《买花》篇之“一丛深色花，十户中人赋”等，率直更甚。东野《列女操》、《游子吟》等篇，命意真恳，措词亦善；而《秋夕贫居》及《独愁》等，皆伤于迫切。韦苏州《寄全椒道士》及《暮相思》，亦止八句六句，而词殊不迫切，力量有馀也。贾岛之《客喜》、《寄远》、《古意》，与东野一辙。曹邺、于、聂夷中五古皆合理，而率直迫切，全失诗体。梁、陈于理则远，于诗则近。邺等于理则合，于诗则违。宋人虽率直而不迫切。
杜确云：“自古文体变易多矣。梁简文帝及庾肩吾之属，始为轻荡绮靡之词，名曰‘宫体’。厥後沿袭，务于妖艳，谓之‘ゼ锦布绣’。其有欲尚风格颇有规正者，不复为当时所重，讽谏由此废阙。”
《诗法源流》云：“诗者，原于德性，发于才情，心声不同，有如其面，故法度可学而神意不可学。是以太白自有太白之诗，子美自有子美之诗，昌黎自有昌黎之诗。其他如陈子昂、王摩诘、高、岑、贾、许、姚、郑、张、许之徒，亦皆各自为体，不可强而同出。”
又云：“唐人以诗为诗，宋人以文为诗。唐诗主于达性情，故于《三百篇》近；宋诗主于议论，故于《三百篇》远。古诗于《三百篇》近，唐诗于《三百篇》远。”
太白云：“梁、陈以来，艳薄殊极，沈休文又尚声律，将复古道，非我而谁？”梁、陈，谓宫体以下，非谓陶、谢诸公也。休文声律，谓平仄也。
五言古诗，须去其有偶句者而论之，以自西汉至中唐为全局，犹七言律诗以自初唐至晚唐为全局也。汉、魏五古之变而为唐人五古，欲去陈言而趋清新，不得不然，亦犹七律初、盛之变而为中、晚唐，不得不然也。
弘、嘉人惟见古人皮毛，元美仿《史》、《汉》字句以为古文，于鳞仿《十九首》字句以为诗，皆全体陈言而不自知觉，故仲默敢曰“古文亡于昌黎”，于鳞敢曰“唐无古诗”也。此与七律之瞎盛唐而讥大历以下者一辙。去有偶句者，以其为唐体之履霜也。去晚唐者，晚唐已绝也。
诗之关系名教风化者，非五古不可。其贵重可见。
柳子厚《芍药》诗曰：“欹红醉浓露，窈窕留馀春。”近体中好句皆不及。可见体物之妙，古体胜唐体。
古体宁如张曲江、韦苏州之有边幅。子美之古诗只可一人为之。子瞻古诗如搓黄麻绳百千尺。子瞻极重韦、柳，而自作殊不然，何也？
唐体诗有涯，後之作者，患在薄弱，不患泛滥。古体诗无涯，後人泛滥之弊，遂同于五七字为句之文。“简贵”二字，时刻须以自警。
诗法须自《十九首》，方烂然天真。唐诗已是声色边事，况宋、元、明耶！
六朝尚有本非诗人偶然出语绝佳者。如刘俣云：“城上草，植根非不高，所恨风霜早。”十三字说身境心事如见，以六朝诗法宽故也。唐诗韵狭，有平仄，黏须对偶，故非老手不佳。
冯定远曰：“五言虽始于汉武之代，而盛于建安，故古来论者，止言建安风格。至黄初之年，则诸子凋谢，止有子桓、子建，不须赘言黄初体也。永明之代，王元长、沈休文、谢一时有盛名，始创声病之论，以为前人所未发。文体骤变，皆避八病，一简之内，音韵不同；二韵之间，轻重悉异。其文两句一联，四名一绝，声韵相避，文字不可增减。自永明至唐初，皆齐、梁体也。沈、宋新体，声律益严，谓之律诗。陈子昂始法阮公为古体诗，唐因有古、律二体，始变齐、梁之格矣。齐时江文通诗不用声病，梁武帝不知四声，其诗仍是太康、元嘉旧体，严沧浪何以混言‘齐、梁诸公’，元长、玄晖没于齐朝，沈休文、何仲言、吴叔庠、刘孝绰并入梁朝，故声病之格通言齐、梁，而其体直至唐初也。白太傅尚有格诗，李义山、温飞卿皆有齐、梁格诗。律诗既盛，齐、梁体遂微，後人不知，咸以为古诗。”
又云：“古诗之视律体，非直声律相诡也，其筋骨气格，文字作用，亦迥然不同。然亦人人自有法，无定体也。陈子昂上郊阮公，为千古绝唱，不用沈、宋格调，谓之古诗，唐人自此有古、律二体。云古者，对近体而言也。《古诗十九首》，或云枚叔，或云傅毅。词有东都、宛、洛，锺参军以为陈王，刘彦和以为汉人。既人代未定，但以其是古人之作，题曰古诗耳，非以此定古诗之式，必当如是也。李于鳞云：‘唐无古诗，陈子昂以其诗为古诗。’全不通理。如律诗始于沈、宋，开元、天宝已变，可云盛唐无律诗，杜子美以其律诗为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