诗乎？子昂法阮公，尚不许是古诗，则于鳞之古诗，当以何时为断？若云未能似阮，则于鳞之五古，视古人定何如？”
又云：“《古诗十九首》机杼甚密，文外重旨，隐跃不可反捉。李都尉诗皆直叙无作用，尤为古朴。江淹所拟，《从军》一篇最合。严沧浪都不解此。”
又云：“潘、张、左、陆以後，清言既盛，诗人所作，皆老、庄之赞颂，颜、谢、鲍出，始革其制。元嘉之诗，千古文章于此一大变。请具论之：汉人作赋，颇有模山范水之文，五言则未有。後代诗人之言山水，始于康乐。士衡对偶已繁；用事之密，始于颜延之，後世对偶之祖也。《三百篇》言饮酒，虽曰‘不醉无归’，然亦合欢成礼而已；‘彼醉不臧’，则有沉湎之刺。诗人言饮酒不以为讳，自陶公始之也。《国风》好色而不淫，朱子始以郑、卫为男女相悦之词，古实不然。《楚辞》美人以喻君子。五言既兴，义同《诗》、《骚》，虽男女欢娱幽怨之作，未极淫放，《玉台新咏》所载可见。至于沈、鲍，文体倾侧，宫体滔滔，作俑于此。永明、天监之际，鲍体独行，延之、康乐微矣。严沧浪于康乐之後不言延之，又不言沈、谢，则齐、梁声病之体，不知所始矣；不言鲍明远，则宫体红紫之文，不知其所法矣。虽言徐、庾，亦忘祖也。于时诗人，灼然自名一体者，如吴叔庠，边塞之文所祖也。又如柳吴兴、刘孝绰、何仲言，皆唐人所法，何以都不及？子美‘颇学阴、何’，又云‘李侯有佳句，往往似阴铿’，则子坚之体，亦不可缺。齐、梁以来，南北文章颇为不同。北多骨气，而文不及南。邺下才人，卢思道、薛道衡皆有盛誉。自隋炀有非倾侧之论，徐、庾之文少变，于时文多雅正。薛道衡气格清拔，与杨素酬唱之作，义山极道之。唐初文字，兼学南北，以人言之，道衡亦不可缺。”
又云：“严沧浪云：‘《玉台》，徐陵所集，汉、魏、六朝诗皆有之。人谓纤丽者为《玉台》体，其实不然。’班按：梁简文在东宫，命徐孝穆撰《玉台集》，其序云：‘撰录艳歌，凡为十卷。’则专取艳词明矣。其文止于梁朝，非六朝也。”
又云：“陆士衡《拟古诗》，江文通《拟古三十首》，如搏猛虎，捉生龙，急与之较力，不暇气格悉敌。今人拟诗，床上安床，惟见怯处，种种不逮耳。然前人拟诗，往往只取大意，不尽如陆、江也。”
又云：“南北朝人以有韵者为文，无韵者为笔，亦通谓之文。唐自中叶以後，多以诗与文对言。愚按：有韵无韵皆可谓之文，缘情之作则曰诗。诗者，思也。情动乎中而形乎言，言之不足故长言之，长言之不足故咏歌之。有美有刺，所谓诗也。不如是则非诗，而为有韵之文耳。《礼记》有汤之盘铭、孔子之诔，《左传》有卜筮繇词，皆有韵，而《三百篇》中无此等文字，可知古人自有阡陌，不以为诗也。”
又云：“汉人碑铭多谓之诗，体相涉耳，非诗也。”
又云：“赋出于诗，故曰‘古诗之流’也。《汉书》云‘《屈原赋》二十五篇’，《史记》云‘作《怀沙之赋》’，则《骚》亦赋也。宋玉、荀卿皆有赋，荀赋便是体物之祖。赋颂，本诗也，後人始分。屈原有《橘颂》。陆士衡云：‘诗缘情而绮靡，赋体物而浏亮。’诗赋不同也。”
又云：“《雅》、《颂》多艰深，《国风》则通易。《风》或出于里俗，《雅》、《颂》必朝廷作者为之。虽有寺人孟子辈，然皆列于《雅》，亦必是当时能文者。《尚书》是朝廷文字，语多难解，非特古今言语不同。盖古人之文人煅炼文字，其体如此，不以平易者为善也。《孔丛子》中已有明说。”
又云：“古诗法汉、魏，近体学开元、天宝，如儒者之学周、孔也。近世恶主、李者，并此言而排之，过矣！顾学之何如耳。学王、李者乃自许汉、魏、盛唐，轮扁必笑之。”
又云：“看齐、梁诗，看他学问源流，气力精神，有远过唐人处。或问：如何是谢惊人句？’答之曰：‘叔源失步，明远变色。’”
又云：“钱牧斋教人作诗，惟要识变。余得此论，自是读古人诗，更无所疑，读破万卷，则知变矣。”乔曰：“皎然《诗式》言作诗须知变复，盖以返古为复，以不滞为变也。金正希举业之于王济之，最得此意。变而不复，成、弘至启、祯矣。定远见处实胜牧斋，见者每惑于名位。”
冯定远又云：“多读书，则胸次自高，出语皆与古人相应，一也；博识多知，文章有根据，二也；所见既多，自知得失，下笔知取舍，三也。”
严沧浪云：“‘行行重行行’，自‘越鸟巢南枝’以下，《玉台》别作一首。”定远云：“北宋《玉台》正本止作一首，永嘉陈玉甫本误耳。”
严沧浪云：“‘仙人骑白鹿’篇，余疑‘山上亭’以下，其义不同，当别为一篇，郭茂倩不能辨也。”定远云：“此本二诗，乐工合之耳。《乐府》或于一篇止取半首，或合二篇以为一，或一篇之中增损其字句。盖当时歌谣，出于一时之作，乐工取以为曲，增损之以协律。故陈思王、陆机之诗，时人谓之乖调，未命乐工也。具在诸史乐志。沧浪不省而讥茂倩。”文人讥诃前人处，须细细点勘，不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