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无自体之存在，何多说为！然则四五七言非诗欤？曰：四五七言乃文字之堆积，声音之符号，可用为载诗之器，而非即诗。诗终不可言说乎？曰：然。诗不可言说，与禅家同；而可歌可泣，则与禅家异。可泣则近佛矣，可歌与儒为近。曰：歌泣何事？曰：宜问歌者、泣者。诗亦不定可歌可泣，而知其音者能为之歌，且能为之泣。曰：如是则以声音说诗可矣。曰：音可诵而得，可闻而觉，说之未尽也。然知其为声音之学，则思过半矣。曰：诗有色乎？曰：然。文字为色。有味乎？曰：然。意趣成味。色外而味内，而声为主。然三者虽诗所必要，而实非诗之蕴。西人之言诗也，曰：诗之要素有三：活力也，热情也，音韵也。斯言当矣。无情不得谓之诗，情之发于外者为声，音韵是矣。情因连续发动而成为气，气即活力矣。我国文学家谓之气势，（诗文均所必要。）谓之情韵，亦当。逊于西人者，歉明显之界说耳。诗要成于活力，故死字、死句、无生气者非诗。诗要有热情，故槁寂冷淡者不尽诗量。热情是活力之本体，音韵是活情鼓荡之波文。情之活力，可以王阮亭之“神”字当之。力变为气，气之充溢者为神，其实一物而已。王但言“神韵”，而不提出情字。二者皆自情发，不言可喻。故诗之真蕴，可以中西两家之言概之矣。但予尚谓诗之一物，终有其不可说者在，即诗能肖其人是也。一诗人之作，无论若何变更其活力，伸缩其热情，抑扬其音韵，而终非他诗人所得比拟，意志之殊也，格态之异也，人各有其一焉，固不能尽同。即同矣，而诗之各肖其人仍如故也。活力、热情、音韵，可以云诗之蕴，而不可谓诗人之蕴。千途百虑，而终于不可思议，吾乌从而详说之哉！
力、气、神三者，是诗之生命；志、意、情，是诗之质性；声、音、韵，是诗之行为。分言之为九，合之则三，而文字其末也。无力则气不昌，而神则气之精者也。无志则意不立，情者意之动者也。无声则无音，韵者音之著者也。作诗工夫，不仅链文字，链字往往伤气，链句往往伤神。要链意链声。字从声出，则气自调；句从意出，则神完足。诗至于神，则又无工夫可言矣。
所谓诗之退一步说话者，去欲、去俗也；离一步说话者，去著也。但诗之身分，初不嫌高大。故一切豪迈奋进之气，自不妨有，但要有趣味耳。如左太冲《咏史》云：“左顾眄江湘，右盼定羌胡。功成不受爵，长揖归田庐”四句，何等精壮！陆剑南《山楼诗》云：“禹迹茫茫始江汉，疏凿功当九州半。丈夫生世要如此，持志空死能无叹”四句，何等雄健，固不暇与麻木凡夫较温柔也。
学佛所以治病。人苟无病，似亦无须学佛。吾观世人之无病者少矣。作诗所以移情，人苟属无情之物，则亦无用作诗。吾见万物中金石水火之外，均有情物也。佛虽治人病，而不善学者，亦可以生病，佛不受咎也。诗亦是病，然此等病犹胜于不学，既学而又无病，斯善学者矣。说佛不如学佛，学诗不如作诗。
凡作诗专在文字上涂饰，不从根本上修养，无论学唐，学宋，学汉魏，均落下乘。大抵后世诗人所以不及古人者，正蹈此弊也。古人所谓言以足志，文以足言，所谓意内言外，皆就诗之本源立论，非仅文字已也。后世人诗上文字，确有两种殊胜，一是以浅语说深义，一是以文语饰常辞。有哲理者属前，工词藻者属后。诗而及此，亦可谓难能矣。但终属文义，而于意内言外、足志足言之训，仍隔一层。盖诗者不离文字，亦不尽文字也。果是长歌咏叹，何妨大朴无华，果能风讽动人，亦无妨穷妍极丽。要之，不失诗之真谛，可也。不然者，虽至言妙道，何足动人观感，而绮辞华句，适足令诗人捧腹已耳。
前人说诗有精到处，语虽简浑，不合现代学者之心理，然不可否认，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如王子猷借屈原句释七言曰：“昂昂如千里之驹，泛泛若水中之凫。”此两语何以包括七言无遗蕴？盖七言全要神气贯注，韵味悠长，动荡之处，□于五言，故以二物为喻，一喻诗之神，一喻诗之韵也。但亦可分为阳刚、阴柔二种，“昂昂”属刚，“泛泛”属柔，论七言之美备矣。又严沧浪云：“羚羊挂角，无迹可求。”此乃喻诗之妙。而此语尤妙，盖诗到无迹可求境地，方是好诗。诗自有迹，露其一端，慧人自得之矣，求何为焉。如羊之迹不可求，而角则挂矣。因见角而知其为羊。不因见角而求羊，斯慧人矣。虽然，必其人先已识羊，方可挂角以示之，否则角亦何用挂耶！
作诗之法与作文同，不外议、叙、写三事。属学，议属识，写属才，三者具而后可以成章。但文重在叙与议，而诗则重在写。内写意，外写物。不工于写者，未见其能为诗也。
三者均忌单，忌正，忌顺。昔人有逆叙、倒叙、补叙、插叙、及起议、中议、后议等法。议亦有夹叙，有夹写。写亦有议中写，叙中写种种分别。此是普通方法，诗之胜处绝不在此。工力到者，首尾衔接，呼吸相通，捆载而来，包裹而去，更无迹朕可见。叙则亦议亦写，议则亦写亦叙，写亦然。吾无以名之，名之曰“三至”，即叙至、议至、写至也。但此犹工力可能到者，若工力所不能到者，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