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故视他体尤以委曲、含蓄、自然为尚。以鸟鸣春，以鸣秋，此造物之借端寓也。绝句之小中见大似之。绝句意法，无论先宽後紧，先紧後宽，总须首尾相衔，开阖尽变。至其妙用，惟在借端寓而已。诗以律绝为近体，此就声音言之也。其实古体与律绝，俱有古近体之分，此当於气质辨之。古体劲而质，近体婉而妍，诗之常也。论其变，则古婉近劲，古妍近质，亦多有之。论古近体诗，参用陆机《文赋》，曰：绝“博约而温润”，律“顿挫而清壮”，五古“平彻而闲雅”，七古“炜煜而谲诳”。
乐之所起，雷出地，风过箫，发於天籁，无容心焉。而乐府之所尚可知。文辞志合而为诗，而乐则重声。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之入乐者，姑不具论，即汉乐府《饮马长城窟》之“青青河畔草”，与《古诗十九首》之“青青河畔草”，其音节可微辨矣。《九歌》，乐府之先声也。《湘君》、《湘夫人》是南音，《河伯》是北音，即设色选声处可以辨之。《楚辞大招》云：“四上况气，极声变只。”此即古乐节之“升歌笙入，间歌合乐”也。屈子《九歌》全是此法。
乐府家转韵转意转调，无不以之。乐府声律居最要，而意境即次之，尤须意境与声律相称，乃为当行。乐府之出於《颂》者，最重形容。《楚辞九歌》状所祀之神，几於恍惚有物矣。後此如《汉书》所载《郊祀》诸歌，其中亦若有之气，蒸蒸欲出。乐府有陈善纳诲之意者，《雅》之属也，如《君子行》便是。《汉书艺文志》云：“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，於是有代、赵之讴，秦、楚之风，皆感於哀乐，缘事而发。”由是观之，後世乐府近《风》之体多於《雅》、《颂》，其由来亦已久矣。
乐府是代字诀，故须先得古人本意。然使不能自寓怀抱，又未免为无病而呻吟。乐府易不得，难不得。深於此事者，能使豪杰起舞，愚夫愚妇解颐，其神妙不可思议。乐府调有疾徐，韵有疏数。大抵徐疏在前，疾数在後者，常也；若变者，又当心知其意焉。古题乐府要超，新题乐府要稳。如太白可谓超，香山可谓稳。杂言歌行，音节似乎无定，而实有不可易者存。盖歌行皆乐府支流，乐不离乎本宫，本宫之中又有自然先後也。赋不歌而诵，乐府歌而不诵，诗兼歌诵，而以时出之。
《诗》，一种是歌，“君子作歌”是也；一种是诵，“吉甫作诵”是也。《楚辞》有《九歌》与《惜诵》，其音节可辨而知。《九歌》，歌也；《九章》，诵也。诗如少陵近《九章》，太白近《九歌》。诵显而歌微。故长篇诵，短篇歌；叙事诵，抒情歌。诗以意法胜者宜诵，以声情胜者宜歌。古人之诗，疑若千支万派，然曾有出於歌诵外者乎？文有文律，陆机《文赋》所谓“普辞条与文律”是也。杜诗云：“晚节渐於诗律细。”使将诗律“律”字解作五律七律之律，则文律又何解乎？
大抵只是以法为律耳。诗之局势非前张後歙，则前歙後张，古体律绝无以异也。诗以离合为跌宕，故莫善於用远合近离。近离者，以离开上句之意为接也。离後复转，而与未离之前相合，即远合也。篇意前後摩荡，则精神自出。如《豳风东山》诗，种种景物，种种情思，其摩荡在“徂归”二字耳。问短篇所尚，曰：“咫尺应须论万里。”问长篇所尚，曰：“万斛之舟行若风。”二句皆杜诗，而杜之长短篇即如之。杜诗又云：“大城铁不如，小城万丈馀。
”其意亦可相通相足。长篇宜横铺，不然则力单；短篇宜纡折，不然则味薄。大起大落，大开大合，用之长篇，此如黄河之百里一曲，千里一曲一直也。然即短至绝句，亦未尝无尺水兴波之法。长篇以叙事，短篇以写意，七言以浩歌，五言以穆诵。此皆题实司之，非人所能与。伏应、提顿、转接、藏见、倒顺、绾插、浅深、离合诸法，篇中段中联中句中均有取焉。然非浑然无迹，未善也。少陵寄高达夫诗云：“佳句法如何？”可见句之宜有法矣。然欲定句法，其消息未有不从章法篇法来者。
“河水清且涟”，“关车之辖”，皆是五言，且皆是上二字下三字句法，而意有顺倒之不同。诗无论五七言及句法倒顺，总须将上半句与下半句比权量力，使足相当。不然，头空足弱，无一可者。炼篇、炼章、炼句、炼字，总之所贵乎炼者，是往活处炼，非往死处炼也。夫活亦在乎认取诗眼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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