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实据。后来以段芝贵行为不好，撤回委任巡抚之命。庆王子又自称畏避人言，先自辞职去了，好免人议论。可怜段芝贵枉费了十万银子，终不得一个高官到手，实在可笑。遂把天大的案情就了结去了。
其后军机里头各大臣，都体庆王面上，把御史赵启霖遣回本籍而去。庆王子又已辞职，自然没什么畏忌，不消一月，重营金屋，也再迎杨翠喜入京。惟一面安置段芝贵，使他放心，待有机会，再为报答而已。后来仍不时谋委任段芝贵一个要差，这都是后话不提。
且说袁世凯自经过段芝贵一事以后，各人议论更多，都以段芝贵是袁世凯手下的人，老段运动做巡抚的事，也疑他是主谋的，总不免或具折参劾，或于召见时，面参袁世凯权势太重，不一而足。袁世凯听得这点消息，自想：“权高多忌，计不如开去些差使，一来免被嫌疑，二来又可省自己不致太过辛苦。
况且铁良要揽兵权已非一日，且当时各部改过名目，称是各专责成。”便先递了一本折，称自己才力微薄，不能兼统重兵，且以陆军部改立，自应由部管理，以符定章等语。自此折一上，铁良好不欢喜，天天到军机运动，要将袁世凯这一折批准。其手下如良弼、凤山等，想在军机里头求个优差的，更为着急，都帮着运动。故军机里头，第一是醇王要解他兵权，余外亦多嫌袁兵权过重。惟当时老太后尚在，觉铁良之才，恐不及袁世凯，况各镇由袁世凯手上训练，亦不便遮易生手；只以袁世凯兵权过重，亦不可不虑，便令把第二、第四两镇，仍由袁世凯训练，余外统归陆军管理。此旨一下，铁良自然欢喜。正是：耳内未曾闻战事，手中今又绾兵权。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第十九回息风谣购枪惊各使
被谗言具表卸兼差
话说袁世凯既卸了四镇兵权，仍拥各项要差，兵势仍不少衰，故此内外大员，仍奔走如故，凡有国家大政，那庆王还不时请袁世凯入京商议。惟解散大半兵权之后，各国倒有些诧异，以为中国今日治理陆军，除了袁世凯，本无第二个人，何以忽然减削了他的权势，也窃窃私议。更有驻京各国公使，亦有到庆王那里探问原故。庆王答称，因官制改成，故将各镇陆军隶归陆军部统辖，别无他意。各公使终不以庆王的话为然，又问他既然是改定官制，要将各镇军兵隶回陆军部管理，就可以用袁世凯做陆军部尚书，偏又不然。只怕那铁尚书的才具，终有不及袁世凯的，恐于军政里头有些不妥。说了，庆王没得可答，只称用人之权，出自朝廷这两句话。各使疑终不释。因此东西人士，揣测更多。不过数日间，英京《泰晤土报》就刊出一段新闻，标出题目道是：“《中国维新之大概》。惟那段新闻内
容却道：
中国革政之情形，自表面观之，似有进步之象。
然细察其实情，则尚未可恃也。据近日消息，顽固腐败之官员，复摄大权，而主张维新之卓卓者，为袁世凯、唐绍仪等，则渐失势力。欲于此时卜中国维新之事业，恐尚须经历多年之剧烈战争，方能达其目的也。
忽而扬言维新，忽而主张守旧，莫衷一是之庆王及外部尚书，守旧之瞿鸿机，仍令为军机大臣矣。以广西巡抚林绍年，素为庆王之附庸，今亦人军机矣，荣庆早简为学部尚书，载振派为农工商部尚书，铁良又简为陆军部尚书，薄廷为度支部尚书，陆宝忠为都御史。
以上各员，多系满人，且其中有最顽固者。此等人才，于中国之维新固无裨益。而袁世凯经二十人之力，参劾其妄改官制，已将所统陆军数镇之权力，削其大半。
而今后兵权当不在于袁手，而在无知之铁良矣。载泽本主维新者，今只授以无关轻重之职；外交家之唐绍仪，亦已改授为传邮部侍郎，惟赫德已为邮政总理，故唐绍仪只拥空名而已。其最失望者，则为各省将军及旧有之旗兵，仍各耗俸粮，并未裁撤。故清国维新之前途，甚为可虑也。
自这一段新闻刊出，驻京各使都接有各本国政府的电询，问中国情形，喧成一片。因《泰晤士报》是地球上报界占有大势力的，它的议论一出，各国倒信清国不是真正维新，只是混闹，大有轻视清国之心。
更有些驻京公使，往袁世凯处探问朝廷意旨，因何要削袁世凯的兵权。那袁世凯是个机警的人，就知各使来问，必有些意思，便答称：“并非要削兵权，不过新改陆军部，故将旧日练成的陆军，归他管辖。现在还要增练陆军，务使三年之内，在国中要练足陆军一百万，然后议及海军”这等语。各使听得，都在半疑半信之间。去后，袁世凯自想：“各国因此次自己减少兵权，便如此议论，只怕此后外交，又有些棘手。”
故自此接见外人，必商及购办枪炮之法，研究那一国、那一厂为最精，以为虚张声势。因此在天津各洋行的总理人，天天奔走直督衙门，运动袁世凯，冀他向自己购买枪炮。袁世凯知各洋行着了自己道儿，故所有各样行总理所运动的，部不应允。
那日独自入京，先见了庆王，具述此次因减去兵权，各国疑惑之处，又述各洋行的总理，到来运动。
然后把已意告知，即往见德国公使，专谈购枪之事，要向